学习《概论》的心得体会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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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概论》的心得体会篇1
论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从来没有中断过，产生的理论成果也相当丰硕。但这两年来，理论界又出现了一种贬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奇谈怪论。此类情况说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位问题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共识，人们还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对此，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谈谈以下的话题。
一、如何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
正确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必须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1、摆正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位置，正确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同任何人一样，也有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主要是发动了“_____”，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在正确评价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时，也要毫不含糊地批评他的错误，但必须要做到实事求是，要摆正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位置，不能以偏代全，“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01～302页。)，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不可等量齐观，更不可本末倒置。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即使在“_____”中，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代表和象征，也制止过一些具体错误，提出过一些闪光的思想，如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等，维护着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能因为否定“_____”而否定毛泽东在“_____”中所做的一切，也不能把所有的错误责任全推到他一人身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_____”结束后，及时有效地进行了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工作，恢复了毛泽东正确的政策，纠正了他的错误的理论，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使党的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2、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正确处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的关系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承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不矛盾。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涵义的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作了明确的规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准确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就知道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指科学的理论体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后者是指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既然是个人的思想，就会有正确的、错误的、科学的、不科学的。尽管毛泽东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说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个人全部结论和个人观点的总和。只有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而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毛泽东的言论和观点则不属于此列。区分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就会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就不会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贬低、否定毛泽东思想。
3、完整把握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避免割裂、简化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严密完整、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它贯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实践领域，它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列主义。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理论也相当丰富，如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把毛泽东思想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只适合战争和革命年代而不适合和平与发展时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错误的。
当然，任何真理都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毛泽东思想毕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成果，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毛泽东思想，才能更好地坚持毛泽东思想。
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但有些人只认同接受毛泽东关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理论，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却颇有微词，或认为毛泽东不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或认为毛泽东经济建设的理论未能变为现实而无指导价值。对此，我认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1、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2、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一次性的行动，不是几次“跃进”就能解决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他根据生产力和人民富裕程度的定量考察来研究建成社会主义的阶段特征问题，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27页。)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想法，1963年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时提出了“两步走”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3、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提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400页。)。毛泽东探索出的这条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道路既不是通过“羊吃人”的方式把农民逼为雇佣劳动者来发展工业化的西欧式工业化道路，也不是通过损害农业和农民利益来实现工业化的苏联、东欧式工业化道路，而是一条既能实现工业化，又能发展农业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不仅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还开创了世界上第三条工业化道路。
4、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毛泽东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先驱，他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构想。主要有：
①保存和发展一些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毛泽东知道上海、天津出现一些“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后明确指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设私营工厂，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把他的这个设想称为“新经济政策”。
②冲破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模式，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允许地方和企业搞一些“独立王国”，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
③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阶段。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④创造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三结合。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没有能在毛泽东时代开花结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艰辛探索。因为他们的探索不仅使中国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避免了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而且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分别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纠正了毛泽东那些不切实际或错误的理论，继承了毛泽东正确的思想，把毛泽东当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愿望逐步变成了现实。
三、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他是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的。它们在观察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上，在关于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上，在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实现使命的基本原则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因此，毛泽东思想决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思想体系，而是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没有提供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是发展的科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之一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变化的新特征相结合，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坚持、继承马列主义，不是固守马列主义的个别结论，而是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具体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高度求实的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原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学习《概论》的心得体会篇2
回顾我们党80年的光辉历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件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大事。
历史上，由于我们党正确地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在某些时候，由于对毛泽东思想离开了科学态度，就使我们的事业发生了曲折，甚至吃了很大的苦头。列宁曾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发生了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某种神学的东西、把领袖当作神看待的不正常现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发生这种现象，在思想理论上是怎样失足的，有哪些观点没有把握好;制度和体制上，有哪些关节点没有把握住，留下了漏洞?这些，都有待于深入地进行科学总结。邓小平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5页。)在某种意义上说，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是更为宝贵的财富。但是，经验要成为财富，必须要经过一个环节，这就是科学总结，要敢于实事求是地进行总结。成功的经验如果不能科学地总结，还可能变成包袱而导致错误;错误的、失败的经验如果不能科学地总结，深刻地吸取教训，则很容易重犯。这两个方面的实例都不难找。我们要非常严肃地对待党的历史。本文仅就几个方面的问题，回顾一些历史情况，并略陈己见。
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是一个过程，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和确立也是一个过程。
毛泽东思想于2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在30年代有了重大发展，并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显示其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为主要标志，形成了科学体系。
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不承认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贬之为“狭隘经验论”。这种被贬为“狭隘经验论”的理论却得到全党广大党员干部的拥护，靠的是它的真理性，靠的是这种理论在实践中显示出来的强大生命力。但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1935年的遵义会议， 认可了当时有决定性意义的毛泽东的战略，这是全党对毛泽东及其理论的第一次明确肯定。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几年中，全党对毛泽东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经过40年代初开始的延安整风，全党兴起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热潮，使全党(特别是领导层和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的理论有了更明确更深刻的认识，概括地说，就是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要以毛泽东创立的理论和策略为指导，才能取得胜利。这是全党的新的觉醒。那么，毛泽东创立的这种理论是什么样的理论呢，应当怎样称呼这个理论呢?这就自然地提出了给这个理论命名的要求。
看来，当时党内有不少同志不约而同地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各自作出了努力。
张如心第一个为毛泽东的理论命名。 一些领导同志也在论述毛泽东的理论的文章中，使用了具有命名意义的提法。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的提法。
同一天，中共中央晋察冀边区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发表由主编邓拓撰写的社论，题目就是《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这篇社论不但给毛泽东的理论命名为“毛泽东主义”，而且对这个理论作了系统的论述。
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写成《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于7月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他在这篇文章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提法，都带有命名的意义。
以上一些同志以及其他不少同志的文章，对毛泽东的理论的形成、主要内容、科学体系、历史地位等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论述。
王稼祥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第一人。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写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7月8日发表于《解放日报》。这篇文章创造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文章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文章对此作了如下论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的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以上这些深刻的论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涵。这充分说明，王稼祥提出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构成了一个科学概念。江苏无锡市职工大学的教师陈文源(后为江南大学教授)，依据他多年的研究，针对《红旗》的文章，写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何时首次提出》一文。文章指出，《红旗》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他列举事实说明：“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提出和使用，是在党的‘七大’以前。在公开发表的论著中，第一个对毛泽东思想作出详尽论述的，是王稼祥同志一九四三年七月的纪念文章，而不是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陈文源的文章明确肯定，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是由王稼祥在1943年首次提出的。上海《解放日报》编的《新论(未定文稿)》第9期(1981年2月18日)作为“动态与资料”刊登了这篇文章。《解放日报》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领导同志的注意，决定在供内部参考的《理论研究资料》上发表(此刊物由该室“研究组”编，笔者当时在“理论动态组”)。《理论研究资料》在1981年3月9日出刊的第47期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本期只刊这一篇文章)。
这期《理论研究资料》发出后，立即引起重视。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当时一位同志告诉我，陈云同志办公室打电话来要这一期刊物。
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毛泽东思想从被贬为“狭隘经验论”到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主要是由于它的真理性，及这种真理性在实践检验中一再得到证实。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是，党内一些领袖人物和理论工作者的宣传倡导，也起了重要作用。当然，所谓确立，还要有党规党法的保证，这就是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刘少奇是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
刘少奇在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的第二部分(即“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条件、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内涵、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等等。他明确指出：“党章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特点。”“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七大修改通过的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党的七大就完成了一件在党的建设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这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刘少奇全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指导作用。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他着重指出了以下几点：第一，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第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基础;第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艰苦的理论创造;第四，毛泽东具有独特的主观条件。总的说，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是符合唯物史观的。但是，今天回顾总结七大以来半个多世纪阐述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经验教训，也感到，当年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存在不足。一是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和历史条件阐述不够充分;二是没有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强调了毛泽东的“天才创造”;三是没有指出毛泽东思想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经受检验。这些在当年难以感到的问题，对以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七大党章第一次有了指导思想的条文。 第一次理论飞跃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结合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与中国实际相加，而是一个艰苦的理论创造过程;也不是一般的理论创造，而是理论的飞跃。
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到，所谓理论飞跃，是对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丰富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这种升华，不是解决了个别理论问题，而是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种升华，不是回答了革命某一小阶段上的问题，而是回答了整个革命大阶段上的问题。所谓理论飞跃，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是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可以大致分为新民主主义论和社会主义论两大部分。我们所说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指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论有若干重要内容，但没有形成体系，应当归之于第二次理论飞跃的范畴。
第一次理论飞跃本身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思想原则”是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的提法，实际上是一个公式。毛泽东多次说过，在党的幼年时期，全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很肤浅，对中国历史、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很不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完整的、统一的理解，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主要的倾向是简单地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词句，而不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搞教条主义。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反对教条主义的基础上，概括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公式(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第一次完整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以后，具体的表述有几种，略有不同)，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贡献。现在，这个公式已为大家所熟知，但当初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概括出来的，来之不易。
怎样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呢?概括地说，就是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怎样贯彻实事求是呢?毛泽东多次讲过这方面的体会，主要是以下两条，一是调查研究，二是在实践中学习
学习《概论》的心得体会篇3
泽东建党思想的中国文化特质
毛泽东建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近代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是毛泽东建党思想产生的浓厚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构成毛泽东建党思想最直接最主要的理论渊源，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深厚的民族根基。在毛泽东关于建党问题的著述中，处处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的火花，鲜明地表现出了它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表明，任何一种反映时代精神的理论形态都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体。民族性规定了它的基本特征，而世界性则反映着它超越民族界限的普遍意义和共同价值。探究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中国文化特质，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历史渊源及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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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毛泽东建党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不能不透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除马列著作之外，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是中国的书。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诗辞歌赋到稗官小说，毛泽东几乎无所不读。这使毛泽东国学功底深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毛泽东不是为读历史而读历史，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历史为借鉴，站在历史的巅峰来反观历史，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以批判的态度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因此，毛泽东建党思想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传统文化素养。
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统文化观，为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建党理论。那么毛泽东在构建建党思想的过程中，究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些内容呢?举其要端，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党的最高纲领的思想。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它也是历史上我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查字典范文网版权所有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企望，最引人注目的是思想家们对理想社会模式的种种规划。早期道家的社会理想是崇尚远古时代的原始氏族社会。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就描绘了一幅原始氏族社会的图画。受老子的影响，庄子构筑了一个具有原始氏族生活意景的“至德之世”的理想王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等人也都曾设计过他们思想的社会蓝图，最有代表性的是《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此后，大同思想历经沧桑而不衰，不仅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重视，而且成了历次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到了近代，大同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构划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社会。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不仅在内容上接受了大同思想，而且直接用“大同”一词来命名他关于理想社会蓝图的著作。与前人不同的是康有为强调要在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实现社会生活的公共化和社会化。孙中山也把大同作为他的理想，认为按照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建国，“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受到大同思想的影响。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并于年把他的“新村计划”付诸实践。“新村计划”失败后，毛泽东并未完全抛弃大同思想，他在肯定大同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找到了实现大同的手段和途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人民民主专政，从而掌握了通向大同社会的金钥匙。这是毛泽东对传统大同思想的弘扬和升华。
勿庸讳言，毛泽东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时，更多地受到了大同思想中空想因素的影响，离开了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去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因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毛泽东既超越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又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但超越是主要的，这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
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应该说，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晶。但是作为学风，“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最早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意思是做学问务必详尽地掌握事实材料，以求得真实的知识和符合实际的结论。这种求实的学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孔子就主张求学要“不耻下问”，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明末清初，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新儒家，痛心清谈误国而力倡“经世致用”，希望以“求实”救其偏弊，后因乾嘉学派偏向训古考据而使明清实学流于空泛。世纪初，龚自珍针砭时弊，力主转变“九州风气”，大胆提出经世致用之学，以取代空疏的宋学和烦琐的汉学。魏源也极力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这些事实说明，“实事求是”的“求实”学风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代思想家承袭了这一治学精神
学习《概论》的心得体会篇4
谓治国方略，就是治国的方法、计谋和策略。它包括理论，但主要是指实践，是指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计谋策略，也可以说是领导方法、领导艺术中最高层次、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是在不同历史阶段治理国家的主要代表。他们的治国方略，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将他们的治国方略加以比较研究，总结出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策与实践水平，治理好我们的国家，是很有益处的。现试对其主要方面作一比较。
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之相同点
毛泽东、邓小平的治国方略有很多是相同的，或基本相同的。
第一，指导思想是相同的，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毛泽东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邓小平也一再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即使在苏联东欧巨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以后，他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指出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的治国方略，大部分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定的。
第二，治国道路是相同的，都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毛泽东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以他为主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他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坚定地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的结果。邓小平也一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并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他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完全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地走自己的道路的结果。以他为主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们都具有创新精神，从不墨守成规、照搬照抄，因而都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第四，在政治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是相同的，国体都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都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次，都重视民族工作，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三，都重视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扩大为更加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其四，都重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毛泽东提出各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邓小平进一步把这个方针作为制度确定了下来;其五，都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强调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毛泽东首创了这一理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邓小平不仅重视从政治、思想上分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且重视从经济上分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弥补了毛泽东着重从政治、思想上分析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不足。第六，在军事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重视武装斗争。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认为武装斗争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也非常重视武装斗争，领导了左右江武装起义，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其次，都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毛泽东曾提出，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建国后又提出要建设一支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人民军队;邓小平同样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也一再强调必须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其三，都主张实行人民战争。毛泽东领导了广泛的人民战争，邓小平也在他领导的地区领导开展了人民战争。其四，都主张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早在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宣布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后来又强调发展现代化的国防科学技术;邓小平也强调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在军事战略和指挥艺术上，可以说毛泽东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令人叹为观止;邓小平也表现出了高明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艺术。
第七，在思想文化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认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邓小平也一再强调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四有”新人。其次，都重视科学。在延安时，毛泽东就领导设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建国以后对科学家也是尊重的;邓小平更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它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提出要科教兴国。其三，都重视文化建设。毛泽东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目标和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发展文化的方针;邓小平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其四，都重视教育。毛泽东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在德育、知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邓小平则提出了“三个面向”的方针。其五，都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号召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并把知识分子作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到社会主义时期，他又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邓小平对于知识分子更是高度重视，推倒了长期以来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种种偏见，把知识分子明确地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他的领导下，知识分子的作用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
第八，在外交方略上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国前夕，毛泽东就阐明了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提出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4年6月，中印两国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毛泽东对此作出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与此同时，他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先后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的理论。邓小平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这方面，他们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心，以及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处、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
第九，都重视党的建设，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治党。在治党的方法上，都重视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的建设，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现象，反对和平演变。毛泽东把党的建设看作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三个主要的武器之一，并创造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在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中，把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建设成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对于执政党的建设和反腐败问题，他很早就给予重视。早在1944年3月，他就指定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作为整风学习的材料，号召全党吸取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腐化、失败的教训，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建国前夕，他提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告诫全党不要做李自成。建国以后，他一再强调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坚决反对贪污腐化及其他腐败现象。为此，他领导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等运动。后来，他针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策略，提出要反对和平演变，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对于党的建设，邓小平也是非常重视的，把坚持党的领导看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键，并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使党经受住了新的历史条件的考验。在其他方面，他们也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两人治国方略的正确方面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反对教条主义的结果;在治国的具体谋略与方法上，都重视调查研究，集中群众的智慧，坚持群众路线;主张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都表现出了高明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等等。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之不同点
毛泽东、邓小平在治国方略的基本方面虽然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但确实存在很多不同之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是邓小平对毛泽东正确方略的继承并加以发展，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方略的纠正而呈现出的特点
学习《概论》的心得体会篇5
中国共产党在艰难曲折中走过了80年，跨入了新世纪。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史、探索史、发展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中国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毛泽东思想作为历史的源头，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起点。但这并不是说，适合中国情况、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就由此产生了。从这时起，中国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并试图从理论上阐发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书本上的，也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从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中提出来的。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遇到的又一个问题。首先提出的是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子。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响亮地提出要打共产党的旗子[1]，并在攻打浏阳失利后，开创了向井冈山进军、建立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道路。从此，毛泽东始终站在了对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伟大探索的最前列，站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前列。探索中国革命特殊规律，就不能照搬书本，而要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然而，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对中国革命危害很大。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纠正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倾向，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他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2]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却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包含着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思想，成为后来被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雏形。
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在农村，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主力军和同盟者是农民阶级，这就提出一个的课题：如何在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里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毛泽东尤其强调从思想上建党，党员不但要从组织上入党，而且要从思想上入党，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成分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他还强调保证党对革命军队的绝对领导，绝对不允许枪指挥党。在长期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这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独创。
土地革命后期，中国的社会矛盾面临一场大变动。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迫切要求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再一次提出了统一战线这个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课题。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式的统一战线理论的成功实践。中国共产党不但有了坚持统一战线内部的独立自主和领导权的总方针，而且形成了一整套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
抗日战争时期，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主要是通过实行什么样的抗战路线来实现的。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随后，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阐明持久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科学地预测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军事路线的解决和政治路线的确立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篇文章，和土地革命后期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起，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熟。
这样，在土地革命后期特别是抗日战争前期，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基本成熟，解决了这三个基本问题，就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从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第一次从理论上对这三大法宝作出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的，是毛泽东作于1939年10月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二、建国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新
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究竟有没有发展?有。不仅有发展，而且有重大发展。
建国以后，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传统的道路是苏联式的，就是通过工厂和土地的国有化，一举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开创了通过农业合作化和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道路。不是一举过渡，而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是单一国有制，而是形成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1956年起，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时，苏联的道路暴露出不少弊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讲话的核心是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前几年的初步经验，从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普遍性的问题中概括出十大关系，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它为科学制定八大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思想在建国以后的理论创新，主要有哪些呢?
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创造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经济条件。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道路。
这条新道路是：通过以国家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物质基础。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走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逐步过渡的道路。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类似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终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社会生产力;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
在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与此同时，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任务。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要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社会主义社会，要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社会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调动国内国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始终把农民和农业问题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在经济建设上，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化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在政治建设上，要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加强民主集中制和人民民主的法制，克服官僚主义;实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科学文化建设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吸收他们参加人民民主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坚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的同时，鼓励和帮助他们过好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政治协商会议是统一战线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用和平方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第四，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又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就是又红又专。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要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文化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建设，要面向现实，继承中国优秀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的长处，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在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第五，关于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加强执政党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中心内容。毛泽东告诫全党，在革命胜利以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严惩____分子。同时，要警惕和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图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优良的传统和作风，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行自我批评等三大作风。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具有长远的和普遍的意义。
第六，关于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战争与和平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根据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先后提出关于“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他认为，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和争夺，是战后国际局势的基本格局，真正决定世界发展方向的是亚非拉广大不发达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这是制止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力量。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不在任何地方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
学习《概论》的心得体会篇6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以一个国际战略家的世界眼光，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战略思想。这一思想对建立新中国、捍卫独立主权、提高中国国际地位，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对于我们科学分析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制定21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笔者认为，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可以概括为“2731体系”，即由两种理论、七项原则、三大灵魂、一个支点四大要件构成。
一、两种理论
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是支撑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这座大厦的两块磐石，是我们理解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先导。(二)三个世界理论。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理论是以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为前提的。经过一段和平发展后，这个体系已经发生质变。一方面，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国力迅速提升，对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盟主地位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中苏两党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意识形态上的论争导致两国关系破裂，使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特别是，战后广大亚非拉民族国家纷纷诞生，并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些变化说明，国际政治力量已经发生了新的分化和改组，需要对国际格局进行新的定位。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明确完整地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0-601页)邓小平在同年4月10日召开的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发言时，全面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三个世界理论把苏联列入第一世界，这既是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深刻揭露，也是对苏联国际地位的重新确定。这一理论肯定了新兴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地位，并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从而为中国找到了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的战略地位。尤其是，这一理论把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划入第二世界，指出它们同霸权主义国家既有联系又有冲突，从而抓住了第二世界国家的本质特征，极大地增强了国际反霸力量。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建构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国际战略时，已经放弃了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为标准的旧模式，这不仅使中国逐步摆脱了一度在国际上比较孤立的困境，成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而且为中国后来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廓清了道路。
二、七项原则
(一)国家利益原则。众所周知，在国际社会中活动的主体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因而源于国家主权的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就自然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因，成为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上，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准则，坚定不移地站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原则立场上。在国家交往中，既尊重别国的主权，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又坚定地维护国家的尊严，维护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决不允许别国干涉中国内政，决不拿国家利益作交易。“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毛泽东曾如是说。这从当年毛泽东果断作出抗美援朝决策、拒绝赫鲁晓夫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实施“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可见一斑。在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斗争中，毛泽东既坚定国家利益至上，又旗帜鲜明地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三)反霸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并把反霸视为重中之重，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毛泽东强调：“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7页。)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就是一次生动的反霸行动，三个世界理论更是体现了反霸的鲜明态度。之所以把美苏看作第一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苏都企图称霸世界，都想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势力范围，并欺侮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只有反对霸权主义，才能实现国家主权平等，才能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权、生存权、发展权。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就是维护人权和国权。(五)反和平演变原则。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用来扰乱视听，扰乱民心，动援敌对国国民信念，甚至制造动乱以直接摧毁敌对国家的意志，最终实现其颠覆敌国政权的目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军事包国和政治孤立遭到失败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企图通过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实现不战而胜的目的。毛泽东最早觉察到这一变局，并号召全党提高警惕。1959年，毛泽东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指出，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43页。)1964年6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这话讲的灵不灵?我不希望灵，但也可能。为此，毛泽东着手建构“防修工程”，把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来抓。毛泽东认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并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61-1162页。)实践证明，毛泽东富于远见的反和平演变战略，对于我们维护民族独立、捍卫社会主义成果，推进社会主义大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历史价值。
(六)一边倒原则。毛泽东认为，在雅尔塔体系作用下，新中国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3页。)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极有可能对新生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如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所面临的遭遇，这就决定了新中国有必要同社会主义国家结成联盟，以便增强抗衡力量。实践证明，这一国际战略是完全正确和十分必要的，它有利于保障新生国家的安全，有利于使新中国获得国际承认，有利于获得必要的国际援助。当然，一边倒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基础之上的，绝不意味着倒向苏联的怀抱，决不意味着关闭同西方国家的往来，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有依赖之心，而是把战略上的配合同战术上的批评有机结合起来。之后，毛泽东在1949年春夏之交又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些原则标志着新中国的外交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彻底决裂，并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三、三大灵魂
(一)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经验，是贯穿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3页。)所以，毛泽东历来注重“冷眼向洋看世界”，善于追踪世界风云，从中把握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矛盾关系的演变，作出科学判断，并适时调整中国国际战略。上述一系列理论原则的提出，都鲜明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是实事求是精神的理论结晶。新中国能在扑朔迷离的国际社会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与毛泽东长期坚持用实事求是来观察、分析、处理国际事务息息相关。
(二)独立自主。国际战略中的独立自主，是指一国在国际交往中不屈服、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始终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敢于同企图控制和干涉本国内政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行为进行坚决斗争。这是坚持实事求是、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必然结论。毛泽东历来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地理环境，各国人民应根据本国的基本国情和自身优势，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一切事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他特别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5页。)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重申：“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5页。)在出席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时，毛泽东专门就各党的独立自主问题与各国党的领导人交换看法，认为国有大小，党也有大小，都要平等相处，各国党的事由他们自己决定，并明确要求把这个意思写进大会宣言。毛泽东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我们这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什么都靠别人，靠不住。处处依赖别人，不但经济不可能很快地上去，就是已经赢得的政治独立也有可能重新丧失。由于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使新中国在国际风云的惊涛骇浪中经受了严峻考验。因此，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页。)
(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国际斗争中，毛泽东始终高瞻远瞩，不信邪，不怕压，敢于斗争，从不屈服于任何国际敌对势力的威胁与蛊惑，从不拿原则作交易，敢于从战略上藐视它们，保持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在战术上高度重视它们，善于同它们作斗争，灵活运用各种策略，谨慎地处理各种外交问题，并在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把谋万世与谋一时、谋全局与谋一域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精华所在。例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的和平共处原则，生动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国家关系上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在国际事务中时时处处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尊严。而在某个事件上或特定场合中，为打破僵局，促使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向发展，能够作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在万隆会议上讨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有些国家的代表并不反对它，只是不喜欢用“共处”这个词，由此使会议陷入僵局。有鉴于此，周恩来表示可以采用联合国宪章中用过的“和平相处”来代替“和平共处”，从而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四、一个支点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异常险恶，所面对的国际敌人十分强大，因而必须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定信心。毛泽东在建构其国际战略思想时，最根本的立足点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1946年8月6日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5页。)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6-807页。)毛泽东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表面上很强大，实质上很虚弱。因为美国到处伸手，侵略别国，而它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像一根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美国就像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哪个指头也动弹不得。所以，美国没什么了不起，并不可怕。可以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整个国际战略都建立在这个支点上。它使我们一次次地渡过难关，是我们不断战胜强大敌人的精神动力源。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他一个支点他就可以将地球撬起来，可惜他始终没能找到它。而毛泽东在建构其国际战略思想时，支点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以上所述均奠基于这个支点，倘若离开或否定它，将无法理解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战略决策。
在上述体系中，“理论”是指导，“原则”是规矩，“灵魂”是统帅，“支点”是基础，由此构成一个内容丰富、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它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的源头活水，并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国际战略谋划中得以延续
学习《概论》的心得体会篇7
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区应急办的悉心指导下，我镇应急工作紧密围绕全镇工作大局，认真贯彻省、市、区应急管理工作的决策部署和要求，严格严密履行日常值守职责，构建起完善的应急管理体系和工作机制，全镇应急管理工作实现了高位推进和持续发展。现将我镇应急管理工作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概括
xx区xx镇地处x西边界，辖11个行政村，274个村民小组，总人口3.4万人，总面积54.5平方公里，与醴陵区东富镇的10多个村接壤，边界民众往来十分密切，特别是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步伐加快，除传统的跨界婚姻、邻里、经营、商贸等关系外，因地界划分、林权确认、交通运输、大型工程建设等关系，给我们的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应急管理工作提出了跟高的要求。
二、应急管理工作情况
(一)健全机构，强化责任
一是领导重视。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应急管理工作，党政班子联席会将应急管理工作列为一项专门议题，对全镇的应急管理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要求，根据全区应急管理会议精神，全面推进全镇各项应急管理工作。二是健全机构。由党政办公室主任兼任应急办主任。分别成立了公共卫生、防汛抗旱、护林防火、食品安全等应急指挥部。三是强化责任。党政班子联席会议明确要求由镇常务副镇长分管应急管理工作，应急办承担具体工作，整合现有资源，充分发挥各相关部门的作用，建设我镇应急指挥中心。各村两委、各有关部门层层落实了具体责任。
(二)完善预案，强化措施
一是完善预案体系。制定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和《重大动物疫情控制应急预案》、《特大洪涝灾害救灾应急预案》、《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森林防火救灾应急预案》、《地址灾害应急预案》等专项应急预案。并按照区应急办的要求，抓紧编制、修订各类应急预案，使全镇的应急预案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二是明确工作措施。每项预案，从应急指挥、应急响应、各村各部门的具体分工到配合专业队伍具体处置，都制订了详细具体的工作措施，明确了具体任务和工作方法。
(三)开展宣传，强化素质
为广泛深入地宣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等应急常识，切实强化公众应急法规意识，普及公众应急常识，提高全社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根据市应急办和区应急委的指示精神，结合我镇实际，我镇开展了一系列应急宣传活动，并制定了活动方案，采取板报宣传、发放宣传资料、举办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进行。
(四)抓好队伍，强化排查
一是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将应急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来抓，不断充实应急救援队伍，镇应急办积极选调一些身强体壮、高素质的人员充实队伍，并通过选派队员参加培训等方式，不断提高人员素质，了解现代应急工作中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二是积极组织应急演练。定期不定期组织镇应急分队进行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4月份在辖区内各学校举行地震灾害应急演练，近两年，我镇共举行应急演练35次。极大地提高了全镇师生的应急效能，形成了“统一指挥、反映灵活、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三是强化排查和防范工作。在应急预案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应急管理工作规范化、程序化、法制化，建立健全应急处置突发机制，平时切实做好排查和防范工作，争取工作主动，公共事件一旦发生，分管领导作为责任人都能够亲自到现场指挥协调，各职能小组上下联动，密切配合。
(五)加强应急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为了把应急管理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及时、准确地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我镇采取有力工作措施。一是充分整合利用现有资源，加快应急指挥平台建设，提高应急管理工作的水平。在全镇范围内大力开展对可能引发突发事件的重点情报信息的收集、研制和报送工作。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并坚持领导带班制度，值班员当好值班的值班记录，认真做好日常值守应急和信息汇总工作，积极畅通信息渠道，严格信息报送管理，基本做到了在第一时间内准确排查和掌握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确保了突发公共事件发现得早、处置得及时，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
二是建立边界矛盾化解应急责任机制，对发生的各类矛盾，落实责任人，尽力争取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对调处不到位的，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坚决杜绝边界矛盾纠纷的扩大蔓延。三是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联动、左右协调、依靠村组、多方参与”的大调处网格体系，使相邻村镇应急管理工作制度化，常态化。对跨界突发事件，不单方面作出调解决定，而是由双方联防联调工作领导小组牵头，充分利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三调联动”机制，协调两地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处理。
近年来，在xx镇的共同努力下，共同化解和平处置大大小小突发事件20几件。20xx年7月份，xx镇三角池村村民杨奋生在醴陵106国道发生交通事故致死亡，通过交警、双方村两委、综治部门等的协调，事故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并签订赔偿协议，事故得到和谐处理。
自20xx年9月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株洲管理处对g320莲易路普济庵桥路段实施了全封闭交通分流以来，xx镇境内已造成多次道路拥堵事件，xx镇与醴陵东富镇部分社会闲杂人员充当车匪路霸，收取部分过往车辆“过路费”，引发打架斗殴事件10余起，我镇积极采取应急行动，联合东富镇政府、公安机关、涉及村协调此事，并在主要路口设置限行警示牌，要求载重车辆绕行高速至湖南境内，确保了生活用车正常通行，消除了道路安全隐患和社会不稳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