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开端读后感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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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开端读后感篇1
1915年6月中旬,在东京驶往上海的一艘海轮的甲板上,一位身着灰色西服的中年男子,双手叉腰,英姿勃发。此人额头宽阔,头发微谢,浓眉大眼,宽鼻厚唇,他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陈独秀。这是他第五次从日本回国,眺望波浪滔滔的大海,他心潮起伏,禁不住回想起了一波三折的人生经历。
19年前,陈独秀在安徽安庆老家考上秀才第一名,金榜题名引起小城轰动,诸多名门望族上门提亲,省府统领高将军也托媒上门。翌年冬季,他便与大其三岁的高家千金结为夫妻,生育了三儿一女。
陈独秀少年得志,颇负才名,却不安现状,向往新事物,成为康梁派的铁杆。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东渡日本留学,因在学校割人辫子,行为过激,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归来后,他从康梁铁杆转变为反帝反清义士,在家乡成立了安徽爱国会,到处演说,练就了口若悬河的演讲技巧;同时,给上海《苏报》留日同学邹容投稿,接连发表热血文章,颇具影响。
陈独秀的频繁活动引起了清廷不安,安徽统领电令逮捕陈独秀等谋反人士,陈独秀听到消息后连夜逃往上海。听章士钊说《苏报》被查封,邹容被判刑后,他义愤填膺,满腔热血地与章士钊、苏曼殊一起创办了《国民日日报》,宣扬民主革命,发刊未久,风行一时。因言论过激,又被停刊,但这一时期的挥笔疾书令他的文字表达越发得到认可。
回到安徽芜湖,陈独秀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办得有声有色,因一则消息触怒英国领事馆,被勒令停刊。陈独秀不甘寂寞,接到章士钊信函,邀请他到上海参加反清暗杀团,他热情加盟,并参与策划清朝五大臣专车爆炸事件。
再次回到安徽,陈独秀效法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在芜湖关帝庙成立反清组织岳王会。于是,他“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1907年,被人告发,他又遭到安徽巡抚通缉,被迫离境,再次潜逃日本进入英语学校深造。
上次回国,他与在新式学堂读书的妻妹高君曼一见钟情,这一叛逆之举引起家乡震动,他俩干脆私奔西子湖畔同居,出访高朋,琴瑟互答,不亦乐乎。可是革命屡屡失败,他又不甘沉浸于风花雪月,陷入了苦闷与彷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一声炮响,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翌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成立中华民国。陈独秀精神为之一振,受安徽都督邀请,返回安徽任都督秘书长,未料袁世凯窃取总统职位进行复辟。他随之又被通缉成为第一要犯,闻风逃往上海,军警却欲对他两子陈延年、陈乔年斩草除根,幸亏他俩也逃避乡间,幸免于难。
走投无路之时,他又接老友章士钊日本来信,邀去东京创办《甲寅》杂志,他惜别爱妻,欣然前往。他以独秀笔名发表《爱国心与知觉心》,其文观点鲜明,文笔严谨,反响热烈。
陈独秀站在甲板上,凭舷眺望东方,思念爱妻高君曼,归心似箭。他勒回思绪的野马,凝视海轮后圈圈波纹苦苦思索。
望着夕阳下如血的波涛,陈独秀猛然感悟到: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要革国人思想的命,须办杂志,唯有启蒙民智,激发群情,唤醒民魂,革命才能成功。
伟大开端读后感篇2
1921年夏季的上海,濡湿闷热。租界的洋人们沉浸在异域财富带来的快感与苦恼中,上海的小市民正在一如既往地终日劳作。没有人注意到,那天下午,一位年近40岁、身材高大的外国人正踏步走下十六铺码头的台阶。化名为安德莱森的这名外国人戴一副金丝边框眼镜,衣着考究,他搭乘的“阿奎利亚”号(acquila)轮船经过一个半月的航行,途经新加坡来到上海。自3月份离开莫斯科后,他沿途游历维也纳、威尼斯,到达上海已是6月3日。他正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在此前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来到了上海。
他们来不及欣赏这个城市的繁华景象,而是急切地要面见李达、李汉俊两位中国人。李达、李汉俊,这两位曾经留学日本并读过大量社会主义文献的年轻学者,此时已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他们接待了陌生的外国来客。
1920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的李大钊、武汉的董必武、济南的王尽美、长沙的毛泽东、广州的谭平山以及留日的施存统、留法的张申府等人已先后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如何将中国这些分散的小组发展成一个有影响力的政党,马林、尼克尔斯基与上海的这两位成员商议,应当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等事宜。于是,李达、李汉俊立即写信,函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让每地速速选派两名代表赶赴上海开会。
伟大开端读后感篇3
中国共产党一大刚开始是2113在上海举行的。_年7月23日至30日在上海市4102区黄陂南路374号(原法租1653界望志路树德里106号)秘密召开,各地的7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了12名代表出席,他们代表了全国的53名共产党员,这些代表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州代表陈公博;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旅日代表周佛海,此外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列席了会议。
7月30日,会议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原来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虽经营救获释,但其行动一直作为“赤色分子”被严密监视。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 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 这是一个阴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11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 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下午5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 最后,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伟大开端读后感篇4
“南陈北李”事务缠身无缘赴会
这是一次表面看来毫不起眼的会议。与这次会议失之交臂的李大钊和陈独秀或许没有预测到,这次会议被后来的历史赋予了多么重要的意义。当时这两位享有极高声誉的知识分子领袖,后来被并称为“南陈北李”。两人在1920年2月前往天津的途中就畅谈过建党的方针策略,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对于这次大会,陈独秀因刚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不久,事务繁忙,无暇赴会,于是委派陈公博代表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包惠僧为私人代表去了上海。儒雅温和的李大钊时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校务格外繁忙,而且,还要全力领导已持续几个月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的“索薪斗争”,实在分身乏术。当然,陈独秀、李大钊虽然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两人在中共创建史上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1921年7月23日晚,树德里的李公馆一楼客厅内,一个大方形餐桌,十几把圆形椅凳。15名年轻人齐聚于会议桌旁。其中的13名代表是接到上海的书信秘密赶赴这里开会的,他们是7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两位高鼻梁的共产国际代表端坐桌旁,他们当年也许预料不到,他们参与的这次会议在中国历史上竟留下了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这群年轻人以后峥嵘的人生岁月来说,这次会议或许只是历次有惊无险经历中的一次,以致多年后,他们中竟无人能确切回忆出这次大会的具体日期。
伟大开端读后感篇5
精彩亮相,激情演说
7月12日,是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
按原计划,张太雷将在这一天的大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作演讲。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第一次走上国际讲台,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布宣言,张太雷、俞秀松、杨明斋在会前做了充分准备,撰写了中国共产党《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长约一万五千字。可在会议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后,大会突然作出决定:每位代表发言不得超过五分钟。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人毫无思想准备。就在张太雷迅速镇静下来、调整思路的时候,大会执行主席已经宣布:“现在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发言。”
穿着一身西装、身材魁梧的张太雷从容不迫地走向讲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亮相在代表们热情新奇的注视之中,亮相在共产国际的舞台之上。
没有了讲稿,却有着自信的微笑。
“亲爱的同志们,我本想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况和中国反帝斗争的各种革命力量,但是时间太有限了,在五分钟的时间里,我只能向大家指出远东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革命的意义。”张太雷用洪亮而有力的声音开始了他的演讲。他站在世界革命的高度,谈及了远东的问题,使得那些长期以欧洲为中心而忽视东方的人为之一震。
伟大开端读后感篇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中,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是推动中共早日成立的一个关键因素。”章百家说。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成为国际共运的中心。借助一战后欧洲和世界各地出现的革命形势,为改变苏俄政权所处的极其困难的环境,列宁联合30多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者于1919年3月发起成立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此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世界上各主要国家共产党纷纷成立。但不久,欧洲的革命浪潮趋于消退。列宁便越来越把注意力转向远东和中国,寄希望于那里的革命运动。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个27岁的俄国青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上海。此前,他先去见了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他到上海与陈独秀会晤。维经斯基此来还有个任务,就是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吴海勇认为,当时上海畅达的交通、通讯以及经济文化实力,已经形成很强的国际影响力,在上海布局,也是苏俄和共产国际落下的关键一子。
1920年4月的一天,陈独秀在老渔阳里寓所接待了维经斯基,后者向他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建议。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12月从上海启程回国。
半年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与他同行的还有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派出的尼克尔斯基。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两人还参加了中共一大会议。
“过去对尼克尔斯基所知甚少。近年发现的资料显示,他是搞工人运动出身。”吴海勇说,足见共产国际对于上海这座城市产业工人密集这样的特质是有考量,并自觉加以利用的。
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正如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伟大开端读后感篇7
“李公馆”里讨论党纲和决议
那是一个让人慵懒欲睡的夏夜,“李公馆”内秘密聚集的13名中共代表和2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却目光锐利,激情澎湃。由于“南陈北李”的缺席,大家推举学生运动的领袖张国焘为大会主席,年轻的毛泽东与周佛海担任记录员。大会上,马林分析世界形势,介绍第三国际的活动概况,说明中共成立的重要性等,滔滔不绝,竟讲到了深夜。马林体格强健,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好像要与反对者决斗。毫无疑问,这些特质深深震撼了这群青年人。十几年后,毛泽东还记忆犹新,说马林“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也回忆:马林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第一天,张国焘介绍了大会筹备经过,提出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24日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交流工作经验。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党纲与政纲是最难于拟订的,但大家一致认为非有这一文件不可。张国焘等人汇集陈独秀和各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先行拟出两个草案,再交由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共同审查。
27日至29日的三天会议,在讨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与会代表产生了激烈争论。由于代表们各自的文化背景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和理解的不同,他们对待孙中山政府的态度、能否在现政府就职、当前共产党人主要目标是着重做学问研究还是积极从事工人运动等问题,均展开充分的论辩。最后,大家归纳出一致意见:中国共产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着重理论研究和实际的工人运动,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与影响。
30日晚,大会开到第六次会议时,会场突然闯进一名法租界巡捕,马林不愧是一位革命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他立刻让与会代表转移。代表们离开不过一刻钟,法租界巡捕房开了两辆卡车,载华探、法探及翻译等9名扑进会场。李汉俊与有意留下来的陈公博慎重周旋,化解了这次危机。“李公馆”是不能再开会了,经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牵线,代表们约定转移到距上海约100公里的浙江嘉兴继续开会。那天清晨,代表们乘上了上海开往嘉兴的火车,几个小时后,嘉兴南湖上聚集了这批革命者的身影。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担心自己的“老外”面孔会暴露目标,没有随行;陈公博因半夜大东旅社发生的情杀案而惧怕至极,借故到杭州游玩,没有参加南湖会议。
浩渺湖波中,南湖的一艘画舫上,代表们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推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尽管此时他仍在广州。1921年9月,陈独秀正式辞去公职,回到上海专任共产党书记一职。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关于工作任务的决议,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伟大开端读后感篇8
生死较量,正本清源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大剧院召开。
让中国共产党代表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与他们先后到达莫斯科的竟然还有国内其他形形色色的所谓的“共产党”组织代表,而且有两家已经获得大会的代表证。一家是由姚作宾等人组织的所谓“中国共产党”。另一家是由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自称党员数达到52万之多,建立有490个支部。后屈服于袁世凯淫威,曾宣布解散。江亢虎原是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北大名教授,当时的社会影响不亚于李大钊和陈独秀。眼下,他以“中国社会党”和“东方无产者代表”的双重身份,取得了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并获表决权。
前景,因此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如果江亢虎代表的“社会党”、姚作宾代表的“共产党”,和张太雷、俞秀松他们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都被共产国际承认,那么,中国今后将同时存在三个“正统”的共产主义政党,中国革命将面临复杂的局面。
如果不能及时正本清源的话,正在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就有夭折的危险,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将被重新改写。
6月22日,即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之日,俞秀松十万火急地发出《中共代表俞秀松为姚作宾问题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声明书》,指出“自称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姚作宾等其实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在第二次中国学生大罢课期间已成为中国学生唾弃的卑鄙叛徒,没有任何资格同共产国际进行联系,并要求共产国际撤销对姚作宾所谓的“共产党”的承认,取消姚作宾出席大会的资格。
接着,张太雷、俞秀松又发布了《张太雷、俞秀松给季诺维也夫的信》,揭露江亢虎是十足的政客及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强烈抗议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承认江亢虎的代表资格:“鉴于资格审查委员会给骗子江亢虎以代表资格,本代表团认为有必要提出抗议,特作如此说明:江亢虎以何种名义出席代表大会,是代表中国并不存在的中国社会党?而在这并不存在的社会党里更没有什么左翼,那么他以何种名义参加?江亢虎在中国只是作为一名总统顾问为人所知,他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第三国际允许北洋政府的总统顾问参加,就会失去中国青年的信任,给我们重大打击。”
在这关键时刻,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以最大的支持。舒米亚茨基帮助张太雷完成了《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的报告》。
共产国际十分重视中国共产党代表们的意见,经过研究后,果断地收回了江亢虎、姚作宾的代表证。对此,江亢虎表示“抗议”。随后,江亢虎悻悻回国,写了《新俄游记》一书,开始攻击十月革命。
后来江亢虎投入汪精卫怀抱、姚作宾在抗战前期投靠日寇成为汉奸的事实,也佐证了这场生死较量的必要性。